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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带来满意的收入吗? ——受教育程度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2016年10月18日 14:45 来源:《教育与经济》 作者:张学敏 张明 字号

内容摘要:教育作为打破社会分层固化、扭转收入分配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往往被居民视为迈入高收入阶层乃至得到满意收入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教育;收入满意度;夏普里值分解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学敏,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张明,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研究。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教育作为打破社会分层固化、扭转收入分配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往往被居民视为迈入高收入阶层乃至得到满意收入的重要途径。基于CGSS(2011)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并且通过增加收入是教育影响收入满意度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工资分配机制更为灵活的非国有部门,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体获取满意的收入非常重要。但是,在国有部门,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显示,在造成个体收入满意度差异的各因素中,教育的贡献率为6.22%,在非国有部门教育的贡献率达到11.02%,而在国有部门贡献率仅为2.87%。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导向的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障碍特别是推进国有部门改革将是必要的政策手段。

  关 键 词:教育 收入满意度 夏普里值分解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4JD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山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与民族文化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AMZ008)。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6)01~0003~08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正逐渐取代收入决定的效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衔接收入导向幸福感的纽带,收入满意度作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部分一直是研究的重点[1][2],甚至许多学者直接以收入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代理指标[3]。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Easterlin悖论以及后续的大量研究都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个体收入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程度的相应提高[4]。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由于收入分配、情感评估以及认知评价等方面的不同,收入满意度的群体差异表现明显。而教育作为打破社会分层固化、扭转收入分配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不仅担负着提高居民素养及认知能力的基本使命,而且也被个体视为迈入高收入阶层乃至得到满意收入的重要手段。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成正比,个体会因知识技能积累的差异性而获得相应的补偿[5],即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大量的统计调查却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回报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甚至还在特定时期出现了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倒挂”②。这些困惑也激发了学界对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但实际上,相对于绝对收入分配的教育回报率偏差,对于教育与收入主观满意度关系的考察更具研究意义。因为主观的收入满足感不仅更能体现个体心理的满足程度,直接地传递到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以及整体幸福感判断[6],而且也是反映社会整体财富分配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关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可以从国外整体幸福感和收入满意度研究中窥见一斑。而在国内,尚缺乏大样本的系统深入研究。实际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阶段,各类问题凸显,“幸福停滞”的经济增长[7]使政府适时调整施政理念转向“民生”,而国家正力图通过科教兴国以及人力资本强国战略打破传统体制束缚重塑国民经济就业与收入分配体系,研究教育对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基于一项大型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集中研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并使用最新发展的基于R2的夏普里值方法测度教育造成收入满意度不平等的贡献。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评论与本文有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模型估计结果与分解;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由于收入满意度是个体将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所需收入或主观贫困线、参照组收入、应得收入或期望收入以及过去收入进行对比后的主观评价,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由于收入分配、情感评估以及认知评价等方面的不同,对其判断也存在差异。例如,许多研究发现年龄对于个人的收入主观感受具有重要影响[8],就人生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年龄与收入满意度的“正U型”分布成为共识[9][10]。收入满意度的性别差异也受到重视,尽管男性掌握了家庭更多的财富支配权同时较少承担没有任何偿付的家庭照料责任[11],但由于家庭经济责任也主要由男性承担而非女性,女性更容易对较低的收入或工作回报满足[10]。由于婚姻能给予个人更高的财政安全感,相对于未婚个体,已婚人群具有更高的收入或工作回报满意度[12]。此外,由于部门间回报率存在差异,工作稳定性和福利保障也有所不同,收入满意度评价存在部门差异[13]。

  当然,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标签”作用,因此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也引发了部分学者的关注。部分文献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拥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14]。教育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收入满意度,而且可以通过改善个体生活的客观条件(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间接途径增进收入满意度[15]。特别是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靠代际关系传承知识技能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形成以现代教育为核心的职业地位体系,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从而增进其主观满意度[16]。Joo和Grable(2004)分析了影响收入满意度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认为教育能直接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17]。Kapteyn等(2013)对美国和荷兰两个国家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拥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收入满意度也更高,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增进个体对收入的主观评价[18]。Bonsang和Van Soest(2012)对欧洲国家的研究、Sahi(2013)基于印度数据的分析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19][20]。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Hira等(1992)发现教育对收入满意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21]。Ferrer-i-Carbonell和Van Praag(2003)认为教育一方面能通过提高收入来满足个体的消费需求,从而增进收入满意度;另一方面教育也会带来更大的支出压力,这反而会降低个体的收入满意度。运用德国1992~199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德国西部地区,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但在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效应为负[22]。Ferrer-i-Carbonell和Grxhani(2011)针对转型国家的分析发现,虽然教育有助于个体进入正规部门,但教育与收入满意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稳定[23]。

  在国内,由于“幸福停滞”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学界对于主观满意度的研究兴趣,目前对收入满意度的研究正不断涌现。郑方辉和隆晓兰(2008)发现收入与收入满意度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着必然能提高收入满意度[24]。贺伟和龙立荣(2011)发现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工资满意度的增加,劳动者更在意的是部门内部的工资比较[25]。谢延浩、孙剑平和申瑜(2010)发现绝对工资水平尽管仍是评估收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个体的满意程度更依赖于相对的工资收入[26]。杨同卫和陈晓阳(2011)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于个体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发现经济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会造成薪酬满意度的下降[27]。韦璞(2013)、廖中举、吴道友和程华(2013)等分别以老年人、教师等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特定职业个体的收入满意度表现[28][29]。但这些研究一方面过于局限于特定群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忽视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有关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在部分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中间接提及[30~32],但却鲜有文献直接对此展开研究。刘志强(2014)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计量检验影响工作回报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劳动时间、工作职位、工龄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变量,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强劳动者的工作回报满意度[33]。但刘志强(2014)仅仅将教育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受教育程度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具体机制[33],从而也没有严谨论证教育与收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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