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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卫建置与明洪武朝的西北经略
2019年11月25日 09:25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周松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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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明朝在洪武五年冯胜西征之后并没有立即实现对甘肃的完全控制,而是采取从青海到甘肃、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方式,直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才最终确立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统治。洪武朝西北经略举措包含了军卫置废、军政中心转移的复杂变动,遵循了防御体制从重将镇边向塞王守边转换的总体思路。在明蒙争夺西北的博弈中,武靖卫、高昌卫、岐山卫、西平卫、岐宁卫、凉州土卫等一系列废置番卫成为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明朝拓展疆土的前沿。洪武朝后期,随着河西走廊卫所的全面设立,明朝完全掌控了整个甘肃地区,这改变了自唐代吐蕃控制陇右之后的民族分布状态,再度形成了陇右内地化的新格局。

  关键词:洪武/ 西北/ 番卫/ 塞王守边/

  作者简介:周松,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学术界通常认为洪武五年(1372)的河西之役实现了明朝对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洪武五年的战争尽管为明朝的经略奠定了基础,但明朝还是暂时退出了走廊,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策略。①其后,明朝设立的陕西行都司屡次兴废,情况特殊。②在此基础上,陕西行都司属卫的建设也得到了详尽讨论。③诚然,冯胜军班师之后,甘肃境内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设立镇戍当地的军事、行政机构,河西走廊反而不断出现各类战事,明朝统辖甘肃的实效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在明初西北经略中旋立旋废的羁縻军卫、西北经略重心的转移、军卫设立与朱元璋北部边防总体构想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为此,本文以军事机构的置废改易为线索,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洪武朝早期的西北经略与军事机构

  洪武二年(1369)之后的十年中,明朝军卫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北方沿边地区,这种变动更为频繁。具体到西北,当地多元的民族结构、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使得同一时期建置调整现象尤为突出。明朝针对西北实际不断进行经略重点转移的脉络,与军卫建设渐次推进的线索相结合,实为洪武末年陕西行都司名至实归之滥觞。

  (一)行都督府、都卫、卫所之关系

  明军控制关陇之地后,首先在各重要地点设立了一系列卫指挥使司,如西安诸卫、凤翔卫、临洮卫、巩昌卫等,卫之上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明朝五军都督府——都(行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的架构要到洪武中期以后才基本形成,洪武初年并非如此。早在起兵之初,朱元璋就建立了枢密院、大元帅府等中央军事机关,其下则有各翼元帅府,称谓杂乱。“甲辰改制”后,正式形成了大都督府管辖下的卫所制度。④

  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取大梁(今开封市)后,朱元璋立即前往巡视,一则谋划北攻元都,二则筹备建都事宜。五月于开封置中书分省,实为建都“北京”的准备工作之一。八月,朱元璋下诏分别以金陵(今南京市)和大梁为南北两京,⑤而后再度巡视大梁。大都(今北京市)落入明军手中之后不及半年北平行省设立。随之,山西和陕西行省也得以建立,同时河南分省也改为行省,行政区划得以一致。⑥

  在新占领区,明朝设立了特殊的军政机构:一是“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陈)德署府事”;⑦二是“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⑧这是地方唯一出现的大都督分府,凸显朱元璋对于镇服北方的高度关注。如果将河南行都督府、北平行大都督分府的性质与其他后设行都督府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河南、北平两府存在某种共性。两府的所在地分别是汴梁和大都,它们正是红巾军宋政权的旧都和元朝首都。朱元璋在汴梁立行都督府的目的是为了“讨平未下坞堡”⑨以及筹建北京事宜;在北平立行大都督府则是着眼于控制故元旧都,对付北元反击,所以在相应的战事结束之后,它们就应该被裁撤和改置。

  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朝相继设立陕西、北平、山西行都督府。⑩关于行都督府,李新峰认为明初存在行都督府——都卫——都指挥使司的过渡。肖立军则将行都督府定位于与行省分权的结果。(11)令人困惑的是,明初地方军政权力制衡的实验何以迟至北伐中原后方才展开,作为派出机构的行都督府到底因何而置等问题的解释似乎尚不能令人满意。同时,论述行都督府与都卫上下级关系的说服力不强(尤其是山西,陕西并未论及)。笔者认为前贤们的研究始终回避了明初统军体制为何会出现区域性差异这一现象。史料中反映出明初带有全国一致性的体制是大都督府——都卫——卫所,而且北方三行都督府的存废过程也不是向都卫逐次让渡关系,反而是同时存在的并列关系。在此情况下,从地域性差别入手或许是解答诸行都督府问题的突破口。

  从此时行都督府的分布特点看都是沿北边边境毗连设置,江淮以南地区并不存在,无疑与退居漠北、威胁明边的北元政权有关。可是,如果行都督府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专事应对的是漠北威胁,那么战事结束理当裁撤;如果专责所在地区的军队组织、训练和日常防御,则显然与都卫(都指挥使司)叠床架屋,徒增烦扰,所以它必然肩负其他的职责。

  于志嘉《明北京行都督府考》(12)一文曾指出凤阳行大都督府和北京行都督府均承担立都的特定职能,说明行都督府的设置实与特殊政治意图挂钩。那么北边三行都督府既然与都城建设无关,只能与为应对北边国防态势和需求而处于酝酿中的战略规划脱不开关系。于文暗示行都督府与诸王府相呼应,极有见地。首先,就在设立北边三行都督府之前的两个月,朱元璋首次册封了10名亲王,其中年龄最长者3人——朱樉、朱棡、朱棣分别被封为秦王、晋王、燕王,正好对应了北边三个地区。(13)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表明了北方行都督府的设立与朱元璋构想中“塞王守边”的规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我们看到北边各行都督府的首长均为兼职:陕西行都督府佥事郭子兴为秦王府武傅;山西行都督府同知汪兴祖为晋王府武傅;秦王府武相陕西行省右丞耿炳文也署行都督府事;在北平方面,应是由北平大都督分府改为北平行都督府,镇守北平的华云龙兼燕府武相。各行都督府的主要官员同时兼任当地军政首长和王府官。之所以存在这种地方权力集中的形式,不能不说是为了便于先期协调、安排,为诸王顺利就藩、实现平滑过渡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辽阔的统治区,地方各卫所与大都督府之间在军队日常训练、调动、军伍补充、后勤供应诸多领域的事务必然日益繁杂,势必要求在两者之间加入相应的中间环节上通下达,协调工作,提高效率。所以,明朝于洪武三年(1370)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建置地方高级军事机构——都卫。首先,“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卫指挥使司”,(14)随即“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卫指挥使司”。(15)这样在北方边区呈现出各都卫与行都督府并列的结构,貌似职能重复,实则各有使命。

  由于史料中缺乏对行都督府职能的记载,明人已开始将两者混为一谈,并影响到后世。

  (二)洪武五年进兵河西的实效

  洪武三年明朝击退了王保保的突袭后,力求一鼓作气乘胜荡平漠北。洪武五年(1372),明廷兵分三路攻入元朝控制区。三支队伍里的中路徐达、东路李文忠均为主力,唯西路冯胜军是作为疑兵使用,以分散元廷的注意力,牵制其军力。元廷吸取了洪武三年失败的教训,诱敌深入,击败徐达军,重创东路军,使得此战成为元明对决以来明军遭受的最严重挫折。与前两支队伍相比,冯胜部所向披靡,兵锋遍及整个河西走廊。史书中肯定了冯胜西征的战果,称为“遂略地至嘉峪关,而西陲悉入版图”。(16)于是冯胜西征成为明人西北拓边的标志性事件。习惯上,往往认为此战之后,明朝就控制了甘肃全境,实则不然。

  其一,战役期望上,冯胜军所肩负的使命与中、东二路不同。战前朱元璋明言:“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17)可见,西路并非主力军,也不是战役计划的主攻方向。朱元璋本人也并未奢望能取得辉煌战绩。其二,冯胜军的胜利成果不在于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而是破坏其业已脆弱的防御体系,瓦解元朝在甘肃继续统治的基础。其三,冯胜撤军,时人俞本认为是畏惧所谓“回鹘兵”。(18)在此基础上,有人推测西征结束是因为惧怕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军事力量,才弃守甘肃,收缩防线。(19)

  冯胜所部自兰州出兵,短时间之内就穿越整个河西走廊,直达瓜、沙诸州,已经给后勤供应造成了极大压力,实属强弩之末。落实到具体进军路线,也是各将领统率少量精锐骑兵,交错分散活动,追求速战速决,根本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战事不多,也算不上激烈。在明军到达前,河西各地设防城池中的元朝守军多弃城而走,明人所得空城为多。(20)可见俞本的批评带有私嫌。次一层的原因,当是冯胜获悉中路兵败,从而无法继续,也无必要继续滞留河西,增加战争风险。最后恐怕才是“回鹘兵”的传闻,进一步加剧了战场形势的恶化。因此,冯胜进兵的主要意义在于击溃元朝的甘肃守军,而明军自身却无法防守,只能选择“弃地”,于是不能对冯胜西征的成果估计过高。还应看到,作为西征的副产品,明军的确越过了黄河,在黄河以北以西的地区建立了桥头堡,置立了庄浪卫等军卫,成为以后渐次经营的支点。这一结果影响了洪武朝前十年明廷经略西北的基本格局,即在河西走廊采取守势,重点放在河湟以西的西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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