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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2019年12月16日 09:23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冯昭奎 字号

内容摘要: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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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关键词:航天技术/ 导弹与反导弹系统/ 卫星与反卫星武器/ 太空军事化/ 太空战争/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空间”或“太空”技术(Space Technology)又称航天技术,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利用经过改装的两级液体洲际导弹“P-7”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标志着人类跨入了航天时代。

  火箭、卫星等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得以挣脱地球引力的羁绊而进入广袤无垠的外层空间对太空进行探索和利用,既为民用(包括科学探索)目的利用太空,也为军用目的利用太空。随着军事太空技术迅速发展,太空日益成为大国乃至少数中小国家军事博弈的制高点,太空军事化已形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国军方人士一再宣扬“中俄太空军事威胁论”,为其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准备所谓“太空战争”大造舆论。2017年初,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General John E.Hyten)称:“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和北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威胁我们部署在太空的任何航天器。”“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防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将让所有人知道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①还有专家指出“特朗普可能开足油门重启‘星球大战’,推动外空军事化”。②近年来,美国研制“绝密级”的“X-37B”轨道无人机,招募和训练在太空作战的飞行员等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正在以俄、中“威胁”为借口,进行“太空战争”的备战活动。

  众所周知,带有制导装置的大型火箭(可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或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卫星技术是军事航天技术的两大要素,是推进太空军事化、备战“空间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有矛必有盾”,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大“矛与盾的较量”:其一是导弹和反导弹的矛盾较量,其二是卫星与反卫星的矛盾较量。当然,这两对矛盾是相互交错的,例如导弹可以用来打击卫星,卫星则可为导弹提供定位导航。

  事实上,从1957年人类跨入航天时代之际,太空军事化就与航天技术发展相伴而行。本文主要探讨60年来导弹与反导弹、卫星与反卫星这两大矛盾斗争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战争”所引发的国际安全新视角和新思维。

  一 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矛与盾的较量”

  弹道导弹(ballistic missile)的运行模式是在火箭发动机推力作用下进入上升(助推)段,按预定制导程序飞行,在发动机关机后,弹头独自依靠惯性进入中段轨道飞行,直到目标区进入末端飞行,最后利用所携带的一个或多个弹头打击预定目标。其中洲际弹道导弹(ICBMs)的中段轨道进入没有空气阻力的太空,在末端阶段还需再入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的问世使任何“距离”不再成为问题,美苏作为冷战对立双方都暴露在敌方的核打击阴云之下。

  为了对付弹道导弹,对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ABM)的研制很快提到美苏战略武器发展议程上来。反弹道导弹技术最早脱胎于防空系统,是为防御弹道导弹攻击而发展的探测与拦截系统,更具体地说,它是在敌方来袭导弹弹道的助推段、或中段、或末段对敌方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的导弹系统。广义的“反弹道导弹”可用于拦截任何类型的弹道导弹,但人们通常提及“反弹道导弹”时,往往专指用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与进攻性弹道导弹相比,防御性反弹道导弹更昂贵复杂、更强调“系统”,它包括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目标识别系统、反弹道导弹系统、引导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导弹与反导弹的矛盾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早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和近期(20世纪80-90年代至今)。

  (一)20世纪50-70年代导弹与反导弹的较量:“矛长盾短”与“攻易守难”

  1944年投入实战的纳粹德国“V2”火箭是世界最早的远程弹道导弹,在“V2”基础上德国进一步研制可从欧洲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A10”,但尚未研制成功战争就结束了。③“V2”被誉为火箭工程学上“伟大的原型”,二战后,美苏利用其所获取的德国“V2”技术(包括专家、资料及零部件)④,“以V2研制过程中积累的火箭助推器等技术为基础进行宇宙开发,取得了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乃至载人宇宙飞行器等珍贵成果。”⑤其中苏联由于在战略轰炸机领域比较落后,因而对研制远程弹道导弹尤为热心,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最初的洲际弹道导弹“SS-6”。⑥

  导弹或火箭的发动机既有使用液体燃料作推进剂的,也有使用固体燃料作推进剂的,由于作为弹道导弹先驱的德国“V2”火箭使用液体燃料等原因,美苏最初在“V2”基础上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如苏联的“SS-6”、美国的“宇宙神”、“泰坦1”等也都使用液体燃料。使用液体燃料只能在火箭发射前加注,因而不能立即发射(例如“泰坦1”从加注燃料到点火需20-30分钟),从而导致导弹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极低,不适合作为武器使用。有鉴于此,“SS-6”“宇宙神”和“泰坦1”都只进行了少量生产和部署,就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遭到退役的厄运。但液体燃料火箭推力大而且可调整的优点使其更适于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例如卸除导弹弹头的“SS-6”作为“东方号”运载火箭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使美国感到“惊讶”:其一,苏联抢先成功发射世界首颗卫星;其二,这颗卫星的重量达到83公斤,比美国准备在第二年年初发射的卫星重八倍。事实表明,至今世界各国用于探索太空的火箭几乎都使用推力强大、结构复杂、机体庞大的液体燃料火箭。

  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世界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和首颗人造卫星,使美国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导致美苏迅速展开了以洲际弹道核导弹为中心的核军备竞赛。截至1960年年底,美国担负战斗值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达到40枚。为了抗衡美国,苏联不惜经历损兵折将的严重事故,在1961年制造并部署能从苏联领土发射打击美国本土战略目标的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SS-7”。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思想指导下,美苏将“如果其中一方首先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则双方同归于尽”原则作为遏制战争的手段,大踏步地走上了以核武器及洲际弹道导弹为中心的狂热军备竞赛。

  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7”是第一枚采用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只需5-6分钟,由于当时尚未解决燃料储箱耐四氧化二氮腐蚀问题,加注液体燃料后只能在弹体内连续储存30天。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相继开发和部署的“SS-8”(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9”(第三代)、“SS-11”(第三代)直至“SS-18”(第四代),均采用经过改进的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其发展特点是升级换代加快,弹头当量增大,精度日益提高,枚数急速增多(如“SS-11”在1972年达到1 036枚,堪称“举世无双”),特别是“SS-18”开始装备分导式多弹头⑦,拥有极其强大的打击硬目标能力,被认为是“第一次打击”武器。⑧

  美国空军于1959年部署第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导弹“宇宙神”以后,于1962年开发成功第二代战略导弹——使用三级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民兵1A/1B”,成为当时唯一研制成功并部署固体燃料导弹的国家。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相继开发成功两款射程更长、制导更精确、弹头当量更大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民兵Ⅱ”和“民兵Ⅲ”,后者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达到185-450米。

  与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相比,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结构简单,小型廉价,安全性较高,适于批量生产,可立即发射(如“民兵Ⅱ”接指令后1分钟即可发射),但核弹头当量较小(如“民兵Ⅱ”仅为120万吨),为此美国空军虽然确定以固体燃料导弹作为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主要武器,同时也大力发展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在1965年令所有已部署的、从接到指令至点火发射需20-30分钟的54枚液燃洲际弹道导弹“泰坦I”全部退役,代之以核弹头当量约相当于3 500万吨黄色炸药(为1945年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650倍)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泰坦Ⅱ”,这是一种威慑型战略导弹,其核当量约占美国空军全部洲际弹道导弹总当量的30%,“一旦启动了发射按钮,就没有回头路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可避免。”⑩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威力强大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苏联则以可储存式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灵活机动的固体燃料导弹。在1970年前后,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超苏联,总体上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针对进攻性洲际弹道导弹的迅速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鉴于冷战初期美国在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苏联比美国更早把研制防空与反导系统作为当务之急,根据苏联国土辽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的特殊国情,苏联的反导系统建设一直以保卫首都莫斯科为中心。为防止首都地区遭到洲际导弹攻击,苏联于1957年开始研制“A-35”反弹道导弹系统,至1964年正式服役(11),并准备好随时给“A-35”反导系统配备拦截核弹头。早期“A-35”的拦截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对付6-8枚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至少有60枚100万吨当量的弹头瞄准莫斯科,相当于“A-35”系统作战能力的近十倍,特别是作为“矛”的洲际弹道导弹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而作为“盾”的“A-35”系统却无法拦截多弹头导弹,迫使苏联在70年代中后期研制成功更先进的“A-35M”反导系统。

  为了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美国也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但美国的反导技术发展并不顺利,其反导开发计划和导弹名称经历了多次变更:从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研制“奈基-宙斯”高空拦截导弹演变为“奈基-X”系统;1967年,又在“奈基-X”基础上发展“哨兵”系统。1975年10月,美国建成并部署了由低空拦截反导弹与高空拦截反导弹组成、具有“分层拦截”能力并采用拦截核弹头的“卫兵”战略反导系统,共部署了约100枚反导弹,但由于该系统难以拦截装有分导式多弹头和突防装置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不得不在1976年2月宣布关闭,致使“卫兵”系统仅部署了4个月。可以说,美苏两国反导系统的发展都因为进攻性洲际导弹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而遭到困难和挫折。

  以早期反导技术的水平,探测和拦截敌方洲际弹道导弹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敌方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前往往藏匿在其国内反导基地的发射井中,或装载在铁路、公路上的移动车辆上,因此很难发现(潜射弹道导弹更是用侦察卫星也不可能发现)。如果在敌方导弹点火发射后对其进行拦截,一则因为点火发射有“动静”比较容易探知,二则敌弹在助推段飞行速度较慢,尺寸较大(弹头还没分离出来),在敌弹弹头尚未脱离导弹的助推段对之拦截的成功率较大,但由于助推段时间只有数十秒,要求拦截弹头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一般情况下敌弹助推段处于敌方国境之内,以己方导弹进入敌方国土进行先发制人拦截,需做出高度政治判断;如果等待已与助推器分离的敌方弹头进入浩渺太空,以每小时一万多公里速度袭来(12),己方有大约20-30分钟设法发现它并进行“中段拦截”,相当于“以子弹打子弹”(直接命中或用拦截弹头自爆的碎片命中),其难度之大就远非“百步穿杨”所能比拟的了;如果再推迟到敌弹接近己方目标区的末端飞行段再进行拦截,那时敌弹弹头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急速下冲,要拦截速度如此惊人的再入弹头,以数十年前的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精确制导技术尚不发达,要实现“以子弹打子弹”式的拦截简直不可想象。为此,当时采取的拦截方法是在反弹道导弹搭载核弹头,利用核爆炸散布大范围的X射线及辐射热,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反弹道导弹做不到“精准拦截”的缺陷,即使不能直接摧毁敌弹弹头也可致瘫其内部电子装置。然而,采用在高空引爆核弹头拦截来袭导弹的所谓“核爆拦截”方式,即便拦截住来袭导弹,其结果还是在己方上空(外太空)引爆了核武器,从而破坏爆炸中心附近的己方民用和军用卫星以及地面雷达等设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都研究并部署了这种不惜自损、“以核反核”的反弹道导弹,这种方式违反了禁止在外太空使用核武器的《外太空条约》(13),也引起国内公众对于在“自己头上”引爆核弹的不安。1971年,美国最后一次测试了拦截核弹头威力相当于500万吨炸药的空对空“斯巴达克”导弹之后就开始收手,而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其反导系统继续长期采用“核爆拦截”方式,但其拦截导弹从未真正装载过核弹头。

  从美苏研制使用核弹头的反导系统的事实看,在精确制导技术尚不发达时期,在导弹与反导弹“矛与盾的较量”中,“盾”显然是难度更大的一方。加之进入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对于长期陷入越战泥潭、又遇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的美国,还是对中苏关系破裂后急需在西伯利亚南部加强军力部署的苏联,都需要缓解美苏之间核对抗的压力。1970年,尼克松总统在联合国演讲中首次使用了“缓和”(detente,法语词,意思是紧张局势的松弛)一词;1972年,美苏签署了旨在放缓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项双边条约在当时被视为“缓和的旗帜”(14)和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1974年,美苏又签订《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者在一个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立一个反导弹系统,美国选择了在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反导系统,苏联则选择了在首都莫斯科周围建反导系统。其后,美国取消了建设反导系统计划,反映了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开展反导系统研究,但由于技术难度实在太大,国防部和科学界已普遍对研制反导系统失去了信心,其结果导致反导系统的建设速度完全跟不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速度,形成了可称之为“矛长盾短”“攻易守难”的不平衡局面。与此同时,与苏联侧重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因而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方面占优势相比(15),美国则更重视全面发展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这三者构成的“三位一体”海陆空投送战略核武器能力,因而在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乃至核弹头数量方面占优势,这意味着美苏各有所长,各占优势。反导条约的签订(1972年)和修订(1974年),意味着美苏双方近乎放弃了作为“盾”的防御性战略核力量竞赛,仅仅依靠作为“矛”的进攻性核力量来形成战略平衡,以维持“相互确保摧毁”。

  (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导弹与反导弹较量:“盾的反扑”与矛盾激化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急剧恶化。1981年,高呼“重新复兴美国”竞选口号的里根总统上台,正式放弃了对苏“缓和”。1983年3月,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DI),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末之前,利用在太空和地面相结合的立体防御网,以激光束、粒子束、电磁炮、拦截弹头等武器对来袭敌方导弹进行多层拦截,使“苏联导弹到达(美国)之前就将其全部摧毁”。星战计划体现了美国核战略从“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进攻”原则转向追求美国“绝对安全”的“战略防御”原则。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堪长期忍受大规模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苏联经济增长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导致里根在宣布星战计划之际,狂妄地扬言“要让苏联人把裤子都输光!”(16)星战计划引发的又一个军备竞赛潮,终于拖垮了已十分脆弱的苏联经济,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完全重构东西方关系铺平了道路。当然,在冷战时代,“发展”核武器竞赛毕竟好于“使用”核武器竞赛,因为一旦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战争,整个世界将陷入“谁也无法幸存”的“相互确保摧毁”。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认为俄罗斯已无力在军事上抗衡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宣布终止历时十载的星战计划,转而着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该计划包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前者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战略弹道导弹”(指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袭击,后者旨在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及相关盟国免遭近程、中程或远程弹道导弹攻击。其理由是冷战后在世界一些国家迅速扩散的战区弹道导弹虽然威胁不到美国本土,却对美国前沿部队及海外盟友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加强防御。

  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执政后,凭借冷战结束后产生的“和平红利”——从1992-2001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带来的41 93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迅速做出了加快研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其原因之一是美国认为在核武器实力上俄罗斯仍是唯一能同美国抗衡的国家,虽然俄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 800亿-2 00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财政盈余的一个零头,仅占世界GDP总和的1%,(17)但在军事上依然不能令人放心;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也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弹道导弹的迅速发展。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实质上是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简化和继承版。所不同的是,星战计划主要依赖“空基导弹拦截系统”,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依赖“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美国军方设想通过这一系统,从敌方导弹一发射,就对它进行侦察、跟踪、定位、锁定,在它进入美国领空前将其摧毁。自2006年起“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分列装,旨在利用“陆基导弹拦截系统”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葛利里堡基地发射反导弹,对来袭核弹头进行中段拦截,拦截弹使用非核动能弹头。(18)一方面,虽然从1999年至2014年进行的17次试验中只有9次成功击中目标,但拦截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另一方面,美国以更多精力开发保护海外美军和同盟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由低层防御和高层防御两部分组成,低层防御包括“爱国者-3”(PAC-3)、“海军区域防御”系统等;高层防御包括陆军“战区高空区域防御”(THAAD,音译名为“萨德”)系统、“海军战区防御”系统等。

  2013年,美国以应对朝鲜导弹与核威胁为借口,在日本海部署了海基X波段雷达,旨在为美军空基反导系统“NCADE载机”提供预警信息,而“NCADE载机”在朝鲜“大浦洞”中程导弹发射阵地附近巡航,可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处于助推段的“大浦洞”导弹。美军曾指望进行在助推段击落“大浦洞”的试验,后由于“大浦洞”发射失败,未进入预定轨道,致使美军指望落空。(19)2017年5月底,美军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里根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模拟洲际弹道导弹,再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一枚拦截导弹。该拦截弹准确地与模拟导弹(还使用了诱饵假弹头)迎头相撞,灰飞烟灭,成功地进行了对来袭洲际弹道导弹的“中段拦截”测试,实现了在茫茫宇宙空间“以子弹打中子弹”(20),进一步验证了美国本土“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的精准性能,再次升级了洲际弹道导弹与反导弹武器的“矛盾之争”(2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为“盾”的反导系统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作为“矛”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等如何提高自身生存与突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击溃导弹防御系统,进攻性弹道导弹方面采取了以下技术措施:(1)发展5马赫以上(时速超过6 136公里)的“高超音速”洲际导弹等飞行器;(2)采用速燃助推技术,缩短战略弹道导弹助推段发动机的工作时间;(3)加强施放诱饵和假弹头等干扰能力;(4)优化弹头外形设计以增强弹头的隐形性;(5)提高弹道导弹的机动发射水平(从固定发射井转向发射车、潜艇等机动发射平台);(6)增加分导式弹头的数量(比如将子弹头增加到5-15个,会使拦截导弹系统难以应付,而且分导式弹头的成本比拦截弹低很多)(22);(7)增强弹道末端的机动飞行能力,可有效穿透导弹防御系统;(8)对敌方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全面压制;(9)进一步提高潜射弹道导弹的命中率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洲际弹道导弹的综合突防性能不断提高,例如“民兵Ⅲ”改进型是目前世界上精度最高的陆基洲际导弹,圆概率误差(CEP)(23)约130米;美国还拥有世界上精确度最高、CEP达到90米的潜射洲际导弹“三叉戟-2”。俄罗斯的“白杨-M”采用速燃助推、弹道机动变轨和机动再入等技术,被誉为能突破任何中端与末端拦截反导系统。俄还拥有世界上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SS-18”,装备有10枚分导式多弹头。中国在2017年试射了装备有10枚分导弹头的“东风-5C”洲际弹道导弹,并对“东风”-ZF高超音速(时速1.1万公里)飞行器进行了多次测试。

  (三)2017年:“萨德”入韩

  “萨德”于2007年1月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技术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24),该系统由6辆以上拦截弹发射车、X波段雷达、作战管理系统等组成。“萨德”的拦截弹由一级固体助推火箭和作为弹头的动能杀伤飞行器组成,其机动性极强,能摧毁处于飞行轨道末端的弹道导弹;其X波段雷达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强的陆基多功能相控阵雷达之一,将该雷达转换到前端模式,对处于助推段的弹道导弹的探测范围可达2 000公里,而雷达体积仅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可采用舰船、火车或拖车运输,还可根据需要由运输机空运至指定地点。

  2017年3月,美韩开始在韩部署“萨德”,为防备当年5月韩国大选可能对“萨德”入韩产生不利影响,美军提前在4月份宣布启用在韩国星州郡先行部署的两辆发射车和X波段雷达,不过美军尚未完成“萨德”系统的全面部署,同时还遇到需耗费大量电力的X波段雷达的供电“瓶颈”。5月,对部署“萨德”秉持否定态度的文在寅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6月,新政府宣布对“萨德”部署地区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暂停“萨德”系统追加部署。对此,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韩严厉施压,其原因之一在于,尽管过去13次操作测试中“萨德”完成任务的成功率为100%,其中11次拦截全部成功,(25)但至今尚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而朝鲜半岛紧张形势或有可能为“萨德”提供首次实战机会,成为真正考验这个新系统的契机。

  “萨德”入韩意味着新型反导系统的“盾的反扑”,不仅引起洲际弹道导弹与反导系统之间的矛盾较量趋于白热化,还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利用在世界范围拥有众多海外基地和军事盟国独一无二的条件,积极实施“靠前部署”,将“萨德”的X波段雷达系统部署到十分抵近其所要对付国家的“家门口”,利用其超强侦察能力清晰展现对方弹道导弹助推段的轨迹,并将此侦察结果与超级大国的地区与全球军事系统连接,利用对方导弹因处于助推段而导致的速度慢、目标大(弹头尚未与助推火箭分离)等弱点对之进行有效拦截。这样,即使美国率先发动核导弹攻击,也可能通过拦截对方“第二次打击”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免遭报复,从而意味着改变了美国与对手国间的战略平衡;“萨德”入韩还意味着作为“盾”的反导系统带上了进攻性,意味着“盾”向“矛”的转化。

  “萨德”入韩后,比起2006年和2014年美国在日本相继部署的两部X波段雷达又向西北“前推”了近300公里探测距离。通过一套包括卫星、红外、X波段雷达的侦察预警系统,使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等十几个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都陷入“(对美)单向透明”的境地,理所当然地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萨德”既可以向己方反导系统提供对方导弹从点火至助推段的情报以便对其拦截,而且其本身也具有拦截中程导弹的能力,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外采取“子弹打子弹”拦截方式的陆基反导系统。(26)与之相比,“宙斯盾”反导系统只能拦截大气层外的来袭导弹,而“爱国者-3”导弹只能拦截大气层内的来袭导弹,当前者未能成功拦截时,后者会在对方导弹再入大气层时再次进行拦截。

  “萨德”起源于1983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当时曾有人预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美国将可能利用设置在人造卫星上的‘大镜子’将激光准确地聚焦至敌方目标,比如可用这种方法杀死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阅兵的某位苏联领导人”。(27)这显然有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之虞,然而从星战计划企图利用人造卫星跟踪敌方目标,到“萨德”利用X波段雷达“透视”中俄部分地区的军情,美国对它所要针对国家的“偷窥癖”堪称是“一脉相传”。星战计划要利用“大镜子”聚焦敌方目标的梦想虽然未能实现,但作为星战计划后续版本之一的“萨德”系统却可望满足星战计划未能实现的“偷窥癖”,相当于将星战计划所构想的“大镜子”从太空降到地面,又从太平洋彼岸移到太平洋此岸。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系统价格约八亿美元。2017年,美国导弹防御局计划将美军装备的“萨德”增至167套,以便抵御近程、中程乃至洲际弹道导弹的大规模攻击。“萨德”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可能无法精确打击不规则或不稳定轨道的来袭导弹,或可能分不清真弹头与诱饵(因为雷达主要提供来袭弹头的外形与亮度等数据),有可能导致拦截弹击中了敌方的诱饵弹而“放行了”真弹头。

  现在,美国不仅自己增加“萨德”的部署,而且向世界各地的盟国及合作伙伴推销这种尚未经过实战检验的昂贵系统。目前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决定购买“萨德”,前者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34亿美元的订购协议,后者则购买了7套“萨德”,总价135亿美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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